最近美國的“大辭職”，就讓人倍感困惑——美國人突然都不想上班了?就在一年前，美國上下還在為大規模失業煩惱。

一樣是搬磚，給誰搬不是搬啊?隔壁老王出價高，那就投靠老王咯。

不是“少年不努力”，而是少年沒機會努力，但“老大徒傷悲”是肯定的——七老八十還得干。

疫情折騰了兩年，怪事連篇。最近美國的“大辭職”，就讓人倍感困惑——美國人突然都不想上班了?

美國勞工統計局報告，從4月起，美國就進入不同尋常的辭職潮，當月辭職人數超過399萬人，突破2000年有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而且這波辭職潮還沒有消停的跡象，最新數據顯示，8月份的辭職人數超過427萬人，辭職率達到創紀錄的2.9%。

更奇怪的是，這波“大辭職”來的毫無征兆。大部分和老板說再見的都沒有什么特別的理由，就是很單純的“不好意思，我不想干了”。

人不會無緣無故地失去工作動力，到底發生了什么?

01

四百萬打工人這是不干飯了?

就在一年前，美國上下還在為大規模失業煩惱。當時《紐約時報》頭版頭條發了個很醒目的圖表，標題是“(失業人數已經)爆表了”。這張圖表展示的是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每年各個月的失業人數情況。

9日當天的頭版文章截圖

2020年4月份的失業人數達到了2050萬人，一條筆直的紅色豎線垂直向下，幾乎占據了當天報紙頭版右側的整塊版面，凸顯了美國失業人數的“斷崖式”下跌。失業率激增的話題貫穿全年，美國上下憂心忡忡。

熬到今年第一季度，美國開始復工，失業率數據迅速下降，開始回歸常態。美國社會從憂慮失業率居高不下，轉而擔心“用工難”。誰能想到第二季度竟然成了竟然成了“辭職季”，四百萬人就這么輕飄飄地放棄了自己的工作崗位。

最直接的原因依然是疫情影響。這從辭職潮的行業分布中可以找到蛛絲馬跡。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零售業、餐飲業和酒店業是這波辭職潮的重災區。

而這三個行業在疫情中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其中餐飲業和酒店業至今還沒有走出疫情陰影，客流量還受到局部疫情反復的影響。和其他復工比較順利的行業相比，確實缺乏吸引力。

而零售業的問題可能更復雜，涉及到美國電商產業。

這次疫情帶著美國電商本土市場的春天，營業額兩位數的同比增長速度，老美終于逃不過“真香”，也讓亞馬遜們忙不過來了。去年亞馬遜就已經遭遇“用工荒”，一口氣招收了12萬倉儲工作人員，還存在巨大的缺口。

電商行業的強勢擴張，對傳統零售業造成沖擊。從業人員跳槽電商，也在情理之中——與其守著客流稀少的商店、超市，還不如到隔壁亞馬遜的倉庫去“搬磚”。這一幕我們中國人相當熟悉，當年的SARS教會多少人網購、帶飛了某寶。

因此，這波神秘的辭職潮是勞動力市場的重新洗牌，而不是“世界這么大，我想去看看”流行。

失業率數據也證實了這一推測。看似洶涌的辭職潮，并沒有導致失業率飆升。美國勞工部最近的數據顯示，美國10月份失業率環比下降0.2個百分點至4.6%，好于市場預期，也優于歐元區國家。

10月份的數據還顯示，美國非農部門新增就業人數為53.1萬，這一增長基本上可以消化辭職人群。這說明辭職的找活兒容易，這邊下崗那邊上，沒啥大毛病。

好吧，陽光底下沒有新鮮事。400萬美國人不是不想上班，他們是集體跳槽了。

02

打工人的黃金時代

從失業潮到辭職潮，美國媒體一度也被砸懵圈了。等回過神來，才發現“集體跳槽”竟然引發了漲薪潮。

為了挽留住員工，全美上下集體漲薪。三季度平均薪酬上漲達到6%。美國主流輿論一片鮮花掌聲，宣布美國社會進入了“打工人的黃金時代”。

一樁大公案也就此了結，那就是提高最低工資之爭。美國的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有權制定最低工資標準，聯邦最低工資上次調漲是在2009年，從2007年的5.15美元調整到7.25美元，然后就趴了十多年。

這讓很多“進步人士”倍感不滿。他們多年來致力于推動聯邦立法，加速推動最低工資提升到每小時15美元以上。這個15美元的高標準哪兒來的?也談不上啥可靠依據，主要就是為了向歐元區高福利國家看齊。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美國經濟的地區差異巨大，一刀切的紅線實在是不好辦。

2019年，美國6個州迫于輿論和選情壓力，以立法方式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另有14個州根據通脹系數，自動提高了最低工資。這次“普調”的結果顯示，最低工資最高的紐約州達到了每小時15美元的標準，最低的佛羅里達州只有8.46美元。

而且，這個“8字頭”還不是獨一份，隊友好幾個。這次州級普調雖說是“集體進步”，卻也暴露了尷尬的事實：全美15美元的目標看著像是空中樓閣。

疫情出現了大規模失業后，再次讓“進步人士”找到了提高最低工資的突破口。按照他們的進步理論，失業率提高了，就要漲薪來刺激，立法提高最低工資正當時啊。

但是，懂一點經濟學的都知道，這種進步高調很幼稚。雇主的錢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連開門做買賣都難以為繼，還談什么漲薪呢?實際上美國歷次調高最低工資，從未對降低失業率有過貢獻。

只不過大眾聽到漲工資都高興，六成民意支持足夠讓政客打雞血了。于是，疫情以來“進步”的民主黨和保守的共和黨之間展開了一輪輪的拉鋸戰，沸反盈天。可是，還沒等他們吵出什么實質結果，勞動力市場自動就把事給辦了。

3月份時，零售業巨頭Costco宣布將其每小時起薪提高到16美元，比競爭對手沃爾瑪高了1美元。而且，Costco首席執行官在國會作證時說，他們實際支付的最低工資已經到了24美元每小時，遠高于起薪標準了。

很明顯，這部分溢出就是“非常時期”為了留住員工的對價。即便如此，零售業整體而言，漲工資的幅度并沒有沒攔住員工的轉行跳槽熱情。

一樣是搬磚，給誰搬不是搬啊?隔壁老王出價高，那就投靠老王咯。打工人不懂精妙玄幻的經濟學理論、也理解不了深不可測的產業政策，人往高處走的樸素道理夠用。

“打工人的黃金時代” 是打工人用腳投票走出來的，而不是政客的恩賜。

03

提高法定最低工資，沒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法定最低工資這個題，養活了不少人。政客們靠這個圈選票、學者發論文拿獎、各路媒體靠這個吸引了眼球，但是，他們的“努力”和這波強勁的漲薪潮沒有一毛錢關系。這多少有些諷刺。

其實，脫離市場實際的法定最低工資上漲，不會推動打工人的整體收入增長。只會讓一部分打工人受益，而更多的倒霉。

把法定最低工資提高到市場真實水平之上，最有受益的是大企業的長期員工，這無需解釋。而最倒霉的則是年輕的低技能就業人群。強行提高企業薪資成本，導致企業用工意愿下降，新增就業崗位減少，甚至裁減部分非核心員工。這會讓初入職場的年輕人就職困難，甚至直接丟了飯碗。

夾在當中的是那些中小企業員工，就看企業的經營狀況了，并不樂觀。漲多半是漲不到的，就算能從有限的利潤空間里切出來一點，也意味著變相增加工作量——原來還能指望老板多招些員工，現在也沒了。

所以，高于真實市場水平的最低工資標準，就是在不同資質勞動者之間進行一次利益分配。講白了就是爺爺、爸爸占了兒孫們的蛋糕。但是他們也會因此付出代價，要么干的更多，要么干的更久。

最典型的就是那些最低工資標準很高的老歐洲福利國家，年輕人失業率高達兩位數，在崗的活到老干到老。孫子扶著爺爺上班，然后回家閑待著。

不是“少年不努力”，而是少年沒機會努力，但“老大徒傷悲”是肯定的——七老八十還得干。那不會是美國打工人的理想生活，卻是“進步主義”多年來賣的拐。

而且，用立法強制推高人力成本還是大企業擠兌小企業競爭手段。美國這輪推動提高最低工資最來勁的居然是全美餐飲協會，多少有些出人意料。餐飲業不是在這輪疫情中受傷最嚴重的嘛，怎么這么奮不顧身呢?其實，這是個“趁你病、要你命”的盤外招。

協會的操盤手當然是大型餐飲企業，他們要現金有現金，要金融渠道有金融渠道。趁著這檔口強推行業的工資水平，本來已經陷入困境中的小買賣還干得下去嗎?提高工資的市場價格競爭可以有，拉著公權力下場砸人家買賣，真有點齷齪。所以說，不是喊著“為打工人漲工資”的都是社會良心，無利不起早的小九九才是大概率。

歸根結底，工資的漲跌其實也沒什么秘密，不過是市場競爭、供需關系。疫情對經濟的沖擊造成了很多戲劇性場面，也揭示了一些難得一見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