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歐洲議會表決通過了碳邊境調節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以下簡稱為“碳關稅”或CBAM)的提案修正案文本，雖然談判依然在進行，但落地的日期越來越接近。

新版碳關稅主要變化是起征日期從2026年推遲到2027年，除去最初的五大行業之外，這個版本還擴大了征收范圍并納入了間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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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碳關稅提案的提出在國際上掀起了軒然大波。這將對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造成較大影響。在新京報零碳研究院、北京企業聯合會、北京市企業家協會聯合主辦的雙碳目標與協同創新研討會上，北京企聯京企智庫專家、北京經濟運行研究會副會長兼產業園區研究院院長吳江明表示，擬開征的歐盟碳關稅等新的國際貿易壁壘，迫使我國加快應對挑戰。

如何應對這一綠色貿易壁壘，業內人士分析，對外應更積極開展“環境外交”，同時要“修煉內功”，加快綠色低碳轉型和清潔能源的發展。

什么是碳關稅

碳關稅是指主權國家或地區對高耗能產品的進口所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特別關稅。主要針對進口產品中的碳排放密集型產品，如鋁、鋼鐵、水泥、玻璃制品等產品而進行的關稅稅收。這個概念最早由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提出，最初目的是希望歐盟國家針對未遵守《京都議定書》的國家征收商品進口稅，從而避免在歐盟碳排放交易機制運行后，歐盟國家所生產的商品將遭受不公平之競爭。

碳關稅的出現是由于碳泄漏導致的。碳泄漏是指碳排放從嚴格限制排放的地區轉移到氣候相關法規較為寬松的地區。2019年7月，為了遏制碳泄漏，歐盟首次提出在進出口貿易中增加碳邊境稅。于同年12月，歐盟在“綠色新政”中首次正式提出碳邊境調節機制。而到了2022年6月22日，歐洲議會表決通過了CBAM法案的修正案。

從實質看，生態環境部新聞發言人劉友賓在2021年7月表示：“碳邊境調整機制本質上是一種單邊措施，無原則地把氣候問題擴大到貿易領域。既違反WTO規則，也不符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巴黎協定》的原則和要求。”

從歷史進程上看，發達國家在大力發展高碳行業的時候，并未因為造成的高額碳排放而向全球其他國家支付排放稅。而當以歐盟為首的多數發達國家完成了基礎建設后，以環保的名義要求發展中國家支付排放稅無疑是不公平的。碳關稅很可能會成為一道天塹，進一步拉大發達國家和依賴于高碳產品出口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差距，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受阻。

除去對其他國家出口的高碳商品本身的限制以外，有分析認為，歐盟意圖借由碳關稅的實行，來樹立起以歐盟為核心的全球碳排放定價體系，從而占據全球氣候規則制定的高地。

碳關稅如何影響中國外貿？

碳關稅的實施將對中國化工、鋁、塑料等行業的產品出口造成影響。在6月8日通過的版本修正稿中，除了鋼鐵、鋁、水泥、化肥及電力原有五個行業，這個版本還將有機化學品、塑料、氫和氨四個行業加入征收范圍。歐盟碳關稅的實施將增加國內企業的經營成本，削弱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從現有出口占比數據來看，國內有機化學品行業將受碳關稅的影響最大。

從行業上來講，盡管碳關稅目前看上去只涉及九個行業，但其通過一般均衡效應，也將會波及整個經濟體。根據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的數據顯示，在碳關稅下，鋼鐵、鋁業的出口將會為我國企業增加6.8%的出口成本。根據國內最大鋼鐵上市公司寶鋼股份在《2021年氣候行動報告》中的數據顯示，若按照80歐元/噸二氧化碳征稅預估，該公司每年將被征收4000萬-8000萬歐元(約合人民幣2.82億-5.64億元)的碳邊境稅。

據能源基金會測算，CBAM實施后將對我國鋼鐵產品增加26億-28億元碳關稅。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1年我國鋼材總產量為13.37億噸，出口量為6690萬噸，占產量的5%。出口目的地中，歐盟二十七國占3.89%。事實上，2015年之后歐盟對中國熱卷、厚鋼板等鋼材以多次反傾銷為由征收高額關稅，且歐盟規定每年對中國26種鋼材的進口配額僅約200萬噸左右，因此近年來中國對歐盟鋼材出口開始減少。

我國如何應對綠色貿易壁壘？

除了堅決反對并抵制以外，有分析認為，我國更應該“內外兼修”地對待碳關稅問題。對內大力推動我國低碳綠色產業發展，包括提高清潔能源，儲能、氫能和碳匯集等相關技術水平，加強碳核算等。考慮到現階段我國仍以火力發電為主，降低碳排放強度是首選，目前降低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在過程中降碳，需要進一步推動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清潔和高效利用，或采用CCS和CCUS等碳捕捉和利用、封存技術，回收二氧化碳并再次利用；另一種是通過優化電力系統來降低碳排放。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藍慶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博士研究生段云鵬撰文稱，我們要大力推動國內低碳減排，切實轉變經濟和外貿增長方式；理清國內能源定價規則，積極探索適用于我國自身的碳關稅路線圖，穩步推行中國碳稅試點；健全碳市場交易機制，盡快構建和完善科學透明的碳排放核算體系；轉變我國高能耗產品出口市場結構，實現出口市場的多元化發展；同時推動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生產生活方式。

IMF和其他國際組織也可以在幾個領域發揮作用。北京大學宏觀與綠色金融實驗室副主任何曉貝、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特邀高級研究員翟凡、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馬駿在一篇論文中稱，首先，IMF應評估和監測CBAM對各國國際收支狀況的影響；其次，IMF應協助加強脆弱國家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最后，IMF等國際組織應從全球協調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議并設計協調工具。

“一個值得研究的政策選項是建立一個基于CBAM稅收收入的‘公平脫碳轉型基金’(Equitable Decarbonization Fund， EDF)，以幫助發展中國家向脫碳經濟轉型。通過這一機制，將CBAM征收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稅收收入返還給發展中國家，用于促進這些國家綠色經濟的發展，從而抵消大部分(甚至不只是抵消)CBAM負面的溢出效應。”論文稱。

新京報零碳研究院研究員梁申瑋

（文章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