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量龐大的用戶面前，手機號屬于稀缺資源。“二次放號”能循環使用碼號資源，是有效盤活閑置通信資源的必要手段，但它也給用戶帶來了一些麻煩。

你的手機號是不是常接到陌生來電?是不是用剛買的手機號在注冊App時，顯示該號碼已被占用?如果有這樣的情況，那么你可能遭遇了運營商的“二次放號”。你的手機號可能是個二手貨。

所謂“二次放號”，是老用戶停用或棄用手機號后，號碼由運營商收回，空置一段時間再次投放市場供新用戶選擇。

截至9月底，我國三大運營商移動電話用戶數已達16億戶。在數量龐大的用戶面前，手機號屬于稀缺資源。“二次放號”能循環使用碼號資源，是有效盤活閑置通信資源的必要手段，這在國際上也是一直通行做法。

新手機號卻“舊賬”難了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科技日報記者：“以中國移動為例，老用戶欠費停機或棄用手機號120天后，號碼即自動注銷，通信運營商會把這個號碼閑置6個月，再重新投入自身銷售體系之中，讓消費者在市面上再次選購。”

記者咨詢中國移動官方客服獲悉，“您撥打的號碼是空號”就是號碼閑置期間的自動提示語。此外，分辨新號和回收號較為困難，只有讓通信運營商查詢該號有沒有交費或辦理業務的歷史記錄，才能進行區分。

小惠(化名)是運營商“二次放號”上億親歷者中的一員。幾年前她從南方小城來到北京讀研，開學時見通信運營商進高校做活動，于是實名制購入一張含校園套餐的手機卡。“買手機卡后不久，有數位外地陌生人給我打電話，問我是不是某某，我才明白這應該是別人用過的號碼。我的處理方式就是拉黑，一聽不對馬上掛電話。”她說。

她還向記者吐槽，這個手機號已經被原號主綁定了各種App，包括微信、京東等主流應用，所以她花費了挺多時間和精力進行多次驗證，才將自己的微信、京東賬戶重新綁定在新辦理的這個二手號碼上。

遭遇二次號如何處理

相信和小惠有著相同經歷的人不在少數。那么不知情下買了二手手機號碼，我們該怎么處理呢?

“一般向打電話的人說明自己并非原號主就行。如果騷擾電話很多，可以向運營商投訴，要求換號。”前述業內人士表示。

北京理工大學信息與電子學院副研究員李海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坦承：“完全杜絕老用戶親朋好友打來的電話，技術上還無法實現。因為運營商不知道誰是誰的朋友，包括新老用戶是不是有共同的朋友。”

小惠透露，自己使用這個號碼的半年內頻繁接到找原號主的電話，堅持用了幾年，通過掛電話、拉黑以及向對方說明等方式，現在情況好多了。但是據她所知，有些人會因為不勝其煩而主動放棄騷擾電話或催款電話過多的號碼，前往營業廳重新購入一個新號。

如果杜絕不了騷擾電話，那運營商能不能把原號主綁定的數據信息都清空再放號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App所屬公司跟通信運營商不是一個公司，怎么清呢?”前述業內人士說。電信專家項立剛也表示，理論上除了手機原號主，其他人如通信運營商、App所屬公司以及新號主都沒有權限對App賬戶進行解綁。

不只是運營商，個人也可能進行“二次放號”。項立剛解釋道，手機號碼尚未實名制時，有些人圖便宜從小販手中買入手機卡，結果發現手機卡早已綁定陌生人的身份證，但他們對此也不夠重視。一旦手機被盜，容易陷入無法證明自己是卡號持有者的尷尬境地，連掛失手機卡都是問題。遇到這類個人“二次放號”，項立剛強烈建議，盡早前往線下營業廳，盡可能爭取將號碼與自己的身份證綁定或者換號，否則后患無窮。

“二次放號”只為彌補資源缺口

既然“二次放號”給新用戶帶來了這么多問題，那么以不斷放出新號替代“二次放號”可行嗎?

“受制于人口基數巨大和號碼資源有限，不斷釋放新號的現實性不強。”前述業內人士解釋說，手機號碼共11位數，按照號碼編號規則，前3位指代不同運營商。“手機號碼后8位算起來才1億個號碼，很多人用2—3個號碼，平均下來，中國12—15億個號才能基本滿足使用需求。所以不對棄號進行回收利用太不現實，因為號碼缺口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無限擴大，而回收利用后就相對沒那么緊缺了。”

那么增加手機號碼位數是不是能解決號碼資源緊張的問題呢?

在項立剛看來，如果將手機號由11位數字升級到12位，數量上或許能夠滿足龐大的市場需求，以往電話號碼也是從4位數逐步升為6位、7位到8位數的。不過，升級號碼數的成本顯然超出效益。“如此一來，運營商的整個管理系統都要升級，成本是幾十億元甚至上百億元，相應整個社會系統如銀行系統都要升級，成本擴張至千億元。”

為二次號解困之路還長

面對“二次放號”給消費者帶來的困擾，多位業內專家表示，消費者作為享受通信服務的主體，享有知情權，在其辦理號碼入網協議時，運營商應明確告知號碼是否為二次號。另一方面，如何針對二次號完善服務體系，比如全面清除老用戶的信息、痕跡，與相關第三方聯動解綁各種捆綁賬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針對原號主綁定App然后棄用號碼的問題，李海解釋道，最初移動通信系統設計時沒有考慮到用戶號碼綁定第三方服務的問題，目前也沒有有效機制來管理二者之間的捆綁關系。這種機制的建立顯然超出技術范疇，而屬于社會治理范圍了。

項立剛說：“理論上，消費者應在注銷號碼之后再棄用號碼，注銷要去通信運營商的線下營業廳，還要解綁手機號碼所注冊的銀行卡、支付寶、微信等賬戶，但是消費者通常采取的做法是直接扔掉手機卡;甚至有些人用手機號注冊小額貸款后惡意棄號，這種情況實際上應該受到懲罰。但運營商沒有辦法對這類情況進行監管。”他建議，最為可行的辦法還是通信運營商聯合政府、行業協會、互聯網公司或者其他公益組織，建立一個號碼查詢系統，實現數據互聯融通，讓消費者在購買時可以查詢號碼是否還綁定其他應用，再決定是否購買或選擇號碼。

當前，行業主管部門和通信企業已著手建立數據互通平臺，協調運營商和互聯網企業間的信息互通和賬號管理。比如，工信部指導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建立了碼號服務平臺，中國移動推出了“二次號查詢服務”系統，以及部分商業機構建立了二次號付費解綁平臺等。

李海認為，“二次放號”仍舊是當下應對號碼資源緊缺的重要手段。要徹底解決二次號的問題，必須修改現行技術標準，改變號碼的使用規則，“改變號碼使用規則是有技術基礎的。”他說，現有移動通信網絡基本上都是基于IMS(IP多媒體子系統)架構，IMS標準允許類似郵箱地址的標識代替用戶號碼，這樣就不存在號碼的數量限制問題。不過實施這種方法還需要運營商和設備制造商共同努力。“我相信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這個問題會被逐步解決。就如同現在我們可能只有朋友的微信號，而沒有手機號碼一樣。”李海對此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