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是《能源》系列的第一篇，我們梳理了兩次石油危機爆發前后始末、關鍵節點以及對產業改革的啟示。

兩次石油危機直接造成70年代油價出現兩輪暴漲，世界石油價格和美國進口油價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漲幅分別達到252%和207%。

研究顯示，需求過度高漲、供給過度集中是兩次石油危機爆發的外部動因。供給端來看，中東國家開采成本優勢導致石油供給過度集中于中東地區，而其他地區供給不足，對全球石油供給的穩定造成巨大的隱患。需求方面，隨著北美洲、歐洲和和日本的同時繁榮，世界對能源石油的需求處于有史以來的最高點。供需失衡導致各地區出現較為嚴重的能源缺口，為石油危機的爆發埋下伏筆。石油海外資產占比高則是石油危機爆發的內部動因，由于美國石油資本集中于海外，風險分散能力不足，一旦海外石油資產受到不利因素影響，就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對整個石油市場產生重大沖擊。石油危機導致美國上游能源價格暴漲，傳導到下游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飆升、就業下降，美國經濟陷入滯漲境地。

而兩次石油危機結束根本上始于石油供給端的恢復。此外，中東以外的石油產區石油供應量持續擴張，進一步緩解了全球石油供應壓力。同時需求端的大幅回落也對70年代次石油危機的結束起到助力作用。在政策方面，兩次石油危機期間，美聯儲實施激進的加息應對通脹；外交政策上的一系列措施也推動了石油危機的結束。

危機與挑戰并存，美國兩次石油危機期間及之后，以可再生能源和節油車等產業為代表的新領域出現了投資機會。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國能源危機的復盤對中國投資者具有豐富的借鑒意義。我們認為國家未來政策上將更大力度地推進非化石能源發展，風電、光伏發電規模將繼續擴大，海上風電、沿海核電和水電基地等清潔能源基地建設仍將是未來政府能源投資的重中之重。

風險提示：經濟數據大幅不及預期。

正文

一、前言

本文是《能源》系列的第一篇。碳中和作為我們國家的長期戰略，對十四五甚至未來40年的能源結構將產生重要影響。我們從歷史出發，從我國的產業結構出發，來逐一分析能源改革進程中遇到的宏觀及產業問題。我們梳理了兩次石油危機爆發前后始末、關鍵節點以及對產業改革的啟示。

二、七十年代能源危機復盤

兩次石油危機對發達經濟體造成了劇烈的沖擊。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機爆發于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員國為聲援第四次中東戰爭中的埃及和敘利亞，對以美國為首的偏袒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行了禁運，使得油價暴漲，原油價格由危機前1970年3.01美元/桶提高到危機后1974年的11.58美元/桶。這次危機長達5個月，觸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西方工業化國家無一幸免：從1973年到1975年，美國實際GDP下降了0.75%；英國的實際GDP下降了3.97%。

第二次石油危機始于1978年底。時值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國伊朗政局劇變，親美國王巴列維下臺，“伊斯蘭革命”發生，導致伊朗石油出口量銳減，第二次石油危機開始爆發。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突襲伊朗，“兩伊戰爭”爆發。兩伊戰爭的爆發使兩國的石油出口量繼續下降，一度還曾完全中斷，全球石油產量從每天580萬桶驟降到100萬桶以下。隨著產量的劇減，國際市場原油價格由1978年14.02美元/桶的開始暴漲，1979年飆升到36.61美元/桶，并在1980年攀升到36.83美元/桶的峰值，到1981年油價穩定在每桶34美元~36美元的范圍內。1979年到1980年，美國實際GDP下滑0.26%，英國實際GDP下降了2.06%。兩次石油危機成為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經濟衰退的一個主要原因。

2.1 第一次石油危機復盤

我們梳理了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前后始末及關鍵節點。第一次石油危機系由戰爭引發，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促成了具有世界意義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爆發，是一次由在生存資源上占主導地位的阿拉伯國家，通過實施產量削減、提價、禁運等手段，對嚴重依賴中東石油的西方國家進行制裁而引發的國際危機。

如圖表1“第一次石油危機關鍵節點”所示，第一次石油危機主要產生于阿拉伯國家與美國的對抗不斷升級。1973年10月7月，伊拉克宣布將伊拉克石油公司所屬巴士拉石油公司中美國埃克森和莫比爾兩家聯合擁有的股份收歸國有；1973年10月14日美國向以色列空運武器公開化；同年10月16日、17日和18日，阿拉伯石油輸出國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且不斷升級的對美石油禁運。19日到11月4日雙方的采取的行動是這一事件的不斷升級。隨著基辛格對沙特阿拉伯“穿梭外交”攻勢等一系列外交斡旋，1974年3月18日阿拉伯國家正式發表聲明，決定解除對美國的石油禁運，石油供給恢復，危機逐漸解除。

2.2 第二次石油危機復盤

第二次石油危機與第一次石油危機存在諸多相似之處，均由戰爭引發，并與中東地區反美浪潮及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關系密切。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石油供給端缺口由沙特阿拉伯轉為伊朗、伊拉克兩國。

如圖表2“第二次石油危機關鍵節點”所示，第二次石油危機關鍵節點主要有三：1977年4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發布能源報告，預期未來能源供給將大幅度削減，市場情緒普遍悲觀，石油市場空頭勢力強勁；其次，1978年伊朗爆發大規模罷工，國家癱瘓導致從1978年12月26日起伊朗停止輸出石油60天，世界石油供應每日減少達500萬桶；最后，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突襲伊朗，“兩伊戰爭”爆發，石油產量驟降，全球石油產量驟降到100萬桶/日以下，每日缺口達到560萬桶。

在此期間，歐佩克內部發生分裂。多數成員國主張隨行就市，提高油價，而沙特阿拉伯則主張凍結油價，甚至通過單獨大幅度增加產量來壓價。內部的分裂導致歐佩克失去市場調控能力。各主要出口國輪番提高油價，又呈火上澆油之勢。而油價在1979年開始暴漲，從每桶13美元猛增至1980年底的41美元。最終，這一席卷世界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引發并加重了又一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

2.3 石油危機期間的油價劇烈波動

兩次石油危機的直接造成70年代油價出現兩輪暴漲，世界石油價格和美國進口油價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漲幅分別達到252%和207%。石油危機以來歷年石油價格見圖表3“1970-1982年世界原油價格(美元/桶)”及圖表4“1972-1982年美國進口原油價格”。

第一次石油危機導致世界石油價格由1973年平均3.29美元/桶飆升至11.58美元/桶；第二次美元導致世界石油價格由1978年平均14.02美元/桶飆升至1979年31.61美元/桶及1980年36.83美元/桶的峰值。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OPEC國家與美國直接的矛盾更加尖銳，阿拉伯世界對于美國的出口禁令更加嚴格，美國實際進口價格比世界平均價格有更大上浮。上圖中以實際價格或CPI平減得到的石油價格更直觀的反應了石油危機期間油價的飆升：1973-1974年與1978-1980年兩次石油危機爆發時實際實際石油價格發生“階梯式”的大幅跳躍。

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機對于美國的禁令更加嚴格，美國實際進口價格比世界平均價格有更大上浮，見圖表5 “1970-1982年美國石油進口價格與世界原油價格差額”。美國在遭受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沉重打擊之后，加大對本國石油開采、生產、加工、銷售各個流程的控制，更加重視戰略能源儲備，并加強了對外國石油公司的管理。此外，美國為首的一些發達國家組成了國際能源合作機構，制定了國際能源計劃(IEP)，建立了應急石油儲備，增加了從OPEC組織以外的國家的石油進口量。石油進口依賴度的提高不僅加速了非OPEC成員國的石油生產率，而且增加了石油進口國的議價籌碼。同時，世界各地迅速掀起了一股石油勘探熱潮，到20世紀70年代末，已探明的石油儲量遍及五大洲四大洋。因此。第二次石油危機前美國政府石油儲備更加充分，供需缺口的縮小導致實際進口價格低于世界原油價格。但在1982年后，隨著全球石油的嚴重短缺和美國石油庫存的進一步消耗，美國進口原油價格再次上浮到世界原油價格以上。

三、兩次石油危機重創美國經濟

3.1 總體動因：需求過度高漲、供給過度集中

二戰后，中東地區對世界石油市場的影響力持續擴大。中東諸國產油量占世界百分比由1950年的16.7%升至1976年的38.3%；產油量由1950年的86.6百萬噸飆升至1976年的1034百萬噸。由于產油量和探明儲量的持續增長，70年代石油供給越來越集中于OPEC國家。從中東及OPEC國家石油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百分比看，第一次石油危機前，OPEC和中東地區石油產量占全世界總產量的比重持續提高，其中OPEC占世界總產量的百分比穩定在50%以上、中東地區占世界總產量穩定在30%以上、兩伊地區總和以及沙特石油產量各占世界石油總產量的10%左右，OPEC產油量長期占據世界石油產量的半壁江山，直到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這一比重才開始出現明顯的下滑。

供給的集中和未來開采擴大的預期導致中東對石油的控制力日益增強。此外，1970年中東已探明的原油儲備量是3335億桶，而西半球已探明的儲備量是674億桶，非洲是547億桶，中東石油已探明儲量遠超世界其他地區。

中東國家的石油開采成本優勢是其控制供給端的重要因素。原油的勘探和開采過程漫長，尤其當油田位于海上或其他氣候條件惡劣的地區時，勘探和開采成本將大幅度提升。因此，20世紀70年代初，來自于非歐佩克成員國等外緣地區的短期原油供給相對較少，外緣供給者的開采和運營成本與中東生產者相比要高得多。隨著二戰后石油產出持續擴大，中東地區石油生產技術日益成熟，成本能夠實現有效控制；加之中東的地理條件極大地降低了石油開采難度，因而中東較之其他石油產區，在石油開采上形成了巨大的成本優勢。以沙特阿拉伯為例，70年代沙特阿拉伯石油、天然氣的生產勘探和開發成本小于2每桶美元，這個數值是印尼的1/3、墨西哥海灣及北海的1/5，以及俄羅斯的1/7。成本優勢進一步導致石油供給過度集中于中東地區，而其他地區供給不足，對全球石油供給的穩定造成巨大的隱患。

1973年，隨著北美洲、歐洲和和日本的同時繁榮，世界對能源石油的需求處于有史以來的最高點。1965年至1973年危機爆發前，世界能源需求持續上漲，主要由北美、歐洲和亞太能源需求上升所致。

從美國的能源供需形勢看，美國一次能源需求缺口巨大，且呈現持續擴大的態勢。兩次石油危機期間，石油需求過度高漲，供需嚴重失衡，亟需進口能源補充。根據“圖表 10:1949-1985年美國一次能源缺口”，美國一次能源缺口自1957年開始出現，到1972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前已經擴大到8.8萬億英熱，占當年能源消耗總量的12.1%；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前，缺口達到16.85萬億英熱的歷史峰值(這一記錄到第三次石油危機爆發才被打破)，占當年能源消耗總量的21.1%。由于巨大的能源缺口，兩次石油危機期間美國石油進口受挫對能源及下游行業的破壞傳導猛烈迅速。

上世紀70年代，美國能源消費結構以化石燃料為主，化石燃料需求占據了90%的能源消耗總需求。其中，石油是化石燃料中最主要的部分。石油需求占能源需求總量的比重持續處于40%-50%的高位，重要性遠大于煤和天然氣。因此，需求過度高漲疊加供給過度集中于中東，成為兩次石油危機爆發及導致美國產生嚴重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

3.2 內部動因：石油海外資產占比高，牽一發而動全身

二戰后，隨著技術的發展，全球范圍內開采出了大量的石油資源，由于全球石油儲備分布的不平衡，世界產油中心由美洲轉移到了中東地區。1950至1973年期間，埃克森、英荷殼牌石油、加利福尼亞美孚石油、海灣石油等七大石油公司聯合，以極小的代價取得大面積租借地，與產油國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七大石油公司不僅可以取得勘探開采許可權，而且還可以拿到資源的所有權。石油輸出國產量持續增加，而石油收入的增長卻不達預期，受歐美石油資本的掣肘，引起石油所在國的強烈不滿。

石油壟斷集團控制著世界石油市場，掌握定價權，產油國對自身所處的石油體系中的地位，特別是價格過低十分不滿。西方世界對石油的需求急劇增長，但七大石油公司仍不肯對產油國的提價要求做出讓步，雙方的矛盾日益尖銳，劍拔弩張。

另一方面，由于采取合資形式控制位于中東的石油資產，美國石油行業海外依賴較強。1972年美國石油及煤炭產品行業海外資產占比達到35.9%，遠高于其他行業；而所有行業海外資產占全行業資產的總和占比不過15.8%，遠低于石油煤炭產品行業。由于石油資本集中于海外，風險分散能力不足，一旦海外石油資產受到不利因素影響，就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對整個石油市場產生重大沖擊。因此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伊拉克將巴士拉石油公司中美國股份收歸國有一舉對美國石油資本破壞力巨大。

3.3 經濟危機：物價飆升、就業下降，出現滯脹

石油危機導致美國上游能源價格暴漲，傳導到下游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從美國CPI及PPI看，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以前，美國物價基本保持穩定， PPI和CPI均呈現小幅度緩慢向上抬升的趨勢，通脹相對溫和。從第一次石油危機起，PPI和CPI指數開始快速上漲。

PPI大幅上行。PPI由1970年1月的36.5上漲至1982年12月的97.6，漲幅達158.2%；CPI由1970年1月的37.8上漲至1982年12月的100.5，漲幅達175.3%，與PPI漲幅基本一致，反映出價格擴張從上游到下游的傳導非常迅猛。兩次石油危機爆發期間，PPI及CPI的增幅明顯大于平均趨勢，尤其是PPI的變化，呈現出與石油價格更加一致的增長特征。PPI各分項中，能源、燃料和動力行業價格是PPI激增并往下游傳導到CPI的主要因素。1970年1月美國燃料相關產品及動力PPI僅為14.7，到1974年7月迅速擴張到30.4，并在1978年12月前基本保持年均10%左右的快速增長速度。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后，能源PPI急劇攀升到1981年5月102.3的峰值，此后一直維持在高位。而能源CPI的變動與燃料相關產品及動力PPI保持高度一致，能源CPI和燃料相關產品及動力PPI呈現出與兩次石油危機期間油價更為一致的變動趨勢。

兩次石油危機對失業率的影響存在一定滯后。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后，失業率由1973年末的4.6%迅速飆升到1975年6月的9.0%，之后雖有一定幅度的下調，但仍處高于石油危機前的高位水平。經過第一次石油危機逐漸解除和美國政府持續的宏觀調控，失業率于1979年5月降到谷底，當時的失業率大約為5.60%。但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后，美國失業率再度在1982年底飆升到10.8%的峰值，勞動力市場出現惡性失業。

兩次石油危機期間，美國長期處于高失業和高通脹疊加的滯脹狀態。由于石油價格大幅度提價，其他初級產品也隨之漲價。企業只能把原材料漲價部分轉嫁到工業產品價格上，造成PPI持續攀升。由于石油和與石油有關的產品大幅度提價，其他產品價格也隨之上漲。工業產品出口價格上漲又引起進口國家物價上漲，在當時已經出現了的全球化背景下產生連鎖反應，推動了世界性的物價大上漲。與此同時，由于消費物價猛漲，工人要求相應地增加工資，部分國家甚至實行“工資指數化”，企業便把工資上升部分轉嫁到產品價格上，使各種商品價格又一次猛漲，在所有國家都出現物價和工資的惡性循環，這又使經濟社會產生更強的通脹預期，對美國乃至全球物價上漲起了增幅作用，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的滯脹。

3.4 危機傳導：自上游而下全面擴散，造成經濟危機

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發生后，高油價迅速通過上游傳導到下游，造成經濟危機。

從經濟危機的擴散來看，兩次石油危機期間美國實際GDP均有較大幅度下跌，1974年美國實際GDP年增速為-0.50%，環比1973年下跌6.19%；1982年美國實際GDP增速為-1.8%，環比1981年下跌4.34%。縱觀1970年至今美國的實際GDP增速，僅有5次跌破0.00的斷崖式下跌，其中就包括這兩次石油危機。

兩次石油危機很快從上游傳導到美國的各個行業，原材料的漲價和短缺直接影響下游開工，能源的崩潰間接導致整個國家經濟形勢的下行。兩次石油危機期間，除了政府投資具有逆周期性外，其他各部門均出現明顯下滑：個人消費支出對實際GDP的拉動率1973年至1974年下降3.47%、1978年至1980年下滑2.87%；國內私人投資總額對實際GDP的拉動率下滑1973年至1975年下滑4.86%、1978年至1980年下滑4.29；商品和服務凈出口對GDP拉動率的下滑具有2年左右的滯后，1975年至1976年下滑1.91%、1980年至1982年下滑2.23%；國內生產最終銷售對GDP的拉動率1973年至1974年下降5.44%、1981年到1982年下降1.91%。

四、危機解除和新機遇

4.1 供給面：供應恢復

兩次石油危機結束根本上始于石油供給端的恢復。全球石油產量分別于1975、1983年開始結束下行，恢復上漲。1965-1988年間，年內平均每日的石油產量如下：

第一次石油危機前，世界石油產量從1965年的31792千桶/日上漲至1973年的峰值58552千桶/日。到1975年，石油供應下滑到55811千桶/日。隨著阿拉伯停止斷供，石油供應開始持續恢復，到1979年，石油供應在第一次危機結束后回漲至66067千桶/日。第二次石油危機后，石油供給從1983年56592千桶/日低值開始恢復，到1988年擴張至62840千桶/日。

此外，中東以外的石油產區石油供應量持續擴張，進一步緩解了全球石油供應壓力。高油價促使非歐佩克產油國原油供應量的增加。1970年代中后期起，各西方發達國家和石油公司大力開展了在非歐佩克地區勘探和開采石油的活動。北美石油供給量1975年后持續擴張，在隨后的十年間實現了22%的供給量增長，由1975年的12549千桶/日擴張到1985年的15305千桶/日。東歐地區的產油量亦在1975-1986年間擴張了2353千桶/日。危機后全球石油供給的逐漸恢復是兩次石油危機得以解除的根本原因。

4.2 需求面：大幅回落

除了供給端恢復外，需求端的大幅回落也對70年代次石油危機的結束起到助力作用。過高的油價直接引致石油需求量和相應產品需求的普遍下降。

以汽車產業為例，美國汽車月度銷量在兩次危機后受到油價飆升影響，均出現大幅度走弱。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后，美國汽車銷量由1973年3月的12.8百萬輛陡降至1974年末的7.2百萬輛。第二次石油危機前美國國產輕型車銷量經過1975-1978年間4年的回暖后，再一次出現大幅度的下滑，到1980年后，除1980年3月及1981年3月外未出現過月銷量超過千萬輛的情況。從生產端來看，汽車工業生產指數與銷量之間高度一致。石油及相關產品需求端的大幅度回落是兩次危機結束的重要因素。

4.3 政策面：激進加息與外交斡旋

在貨幣政策方面，兩次石油危機期間，美聯儲實施激進的加息應對通脹。兩次石油危機期間，美國聯邦基金利率遠高于正常水平。第一次石油危機加息幅度和持續時間相對較短；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處于震蕩高位，長期高于15.00%，并于1981年7月22日達到22.36%的峰值水平。激進加息通過管理通脹預期有效扼制了惡性通脹，推動石油危機導致的經濟危機的緩和。

此外，美國在外交政策上的一系列措施推動了石油危機的結束。1974年1月10日，美國國務院舉行記者招待會，闡述尼克松致西方石油消費國和 OPEC 信件中涉及的美國能源外交政策，緩和與石油輸出國的矛盾。1974年9月20日，美國等國決定建立國際能源署，提出在成員國之間進行石油分享、建立緊急石油儲備和節約等方案。為防止沙特再次動用石油武器，1974 年6月美國與沙特雙方成立了“美國-沙特阿拉伯聯合經濟委員會”，建立與OPEC的新溝通渠道。一系列外交斡旋是石油危機結束的重要因素。

4.4 新能源和節油車出現機會

盡管兩次石油危機給美國帶來了一系列經濟危機和重大社會問題，危機期間及之后，以可再生能源和節油車等產業為代表的新領域出現了投資機會。

受石油危機刺激，美國對可再生能源的重視空前加強，可再生能源生產發生了逆周期擴張。石油危機后，世界主要石油消費國為了減少對單一能源品種的過度依賴，努力開發不同的能源品種，對核能、風能、太陽能等的研發投入不斷增大。就可再生能源生產端而言，在經濟危機期間呈現出逆周期性，產量出現比一般時期更大的增幅。此外，1977年9月，美國國會兩院一致通過了《1977年能源部組織法案》，并由此在當年10月1日成立了美國能源部，規定其主要職責主要是“通過可靠的、可負擔的和環境友好的多元化的能源供應和輸送，確保國家能源安全并且開發創新性的能源科學和技術”。隨后，一系列雨后春筍般涌出的政策支持進一步推動了可再生能源產業產能的擴張。

此外，石油危機后美國加大非常規油氣的勘探開采力度，致密油和頁巖氣已發展成為美國油氣產量的主體。裂縫性頁巖氣(fractured shale gas)指富含有機質的細粒碎屑巖中儲集的甲烷或游離于基質孔隙和天然裂縫中或吸附于有機質和黏土礦物表面在一定地質條件下聚集成藏并達到經濟開采價值。美國的頁巖氣開采最早可追溯到1821年，20世20年代開始現代化工業生產。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后，隨著美國推進的替代能源大開發，頁巖氣開采在70年代中期步入規模化生產階段。經過數十年的技術積累，21世紀以來相關勘探開發技術得到廣泛應用年產量和經濟、技術可采儲量迅速攀升，最終爆發了俗稱的“頁巖氣革命”，是美國致密油和頁巖氣產量快速發展的時期。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的資料統計，21世紀以來美國頁巖氣產量由2000年1月1日的37.2億立方英尺攀升到2021年10月1日的760.81億立方英尺，實現了總1945.2%、年均7.3%的增長。

針對汽車等交通工具的節能技術在石油危機后受到空前重視，成為重要的設計指標。1975年9月，美國國會通過了《1975年能源政策與節約法案》，通過價格手段來激勵美國國內石油產量的增長、建立石油戰略儲備和提高汽車燃油效率。在提高汽車燃油效率方面，美國制定了《公司平均燃料經濟標準》，對汽車燃油效率進行了強制性規定。該標準設置了兩個階段性目標：1978年公司平均燃油效率達到每加侖燃油行駛18英里的目標，1985年達到每加侖燃油行駛275英里的目標。

1992年10月8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旨在重建美國能源市場。具體內容包括鼓勵國內石油生產，增加國內石油產量；強制采用替代燃料，減少交通部門的石油消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取暖和制冷部門的石油消費。法案要求，到2000年，至少要有10%的政府和私人汽車使用替代燃料燃氣、電、甲醇、乙醇和煤液化燃料等)，到2010年，這一比例要達到30%；對政府及與政府有關的建筑強制實行新的能源效率標準，對商業和工業建筑也提出相應的能源效率要求：支持并鼓勵增加石油供應和減少石油消費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美國新能源政策大大推動了節油汽車和新能源產業的擴張。

五、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距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已近50多年，但兩次石油危機產生的深遠影響至今“余威猶在”：由于輕量化汽車能耗更低，輕型車逐漸成為市場主流，而嚴重的石油禁運和排放法規導致原本興盛于六七十年代的大排量“美式肌肉車”走向式微；對能源安全的空前重視引發美國在新能源領域的持續探索，并最終催生了“頁巖氣革命”；美國超常規的貨幣寬松和大規模財政刺激常態化、周期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認為，兩次石油危機以及美國的市場和政策變化，對當下中國和投資者來說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5.1 能源危機和能源戰略

美國頁巖氣革命發端于21世紀初，至今已成為美國能源的中流砥柱。相比之下，我國頁巖氣開發歷史較短，2009年國土資源部啟動“中國重點地區頁巖氣資源潛力及有利區優選”項目，拉開了頁巖氣開發的序幕。2011年，國土資源部在川渝黔鄂開展了5個項目的先導性試驗，同時開展了5個頁巖氣勘探開發相關工藝技術的攻關項目。2012年4月，長寧地區寧201-H1井五峰組-龍馬溪組測試獲日產頁巖氣15萬立方米，實現了中國頁巖氣勘探商業開發的突破。此后，我國頁巖氣開發進度迅速加快，2020年頁巖氣產量已超過200億立方米。據央視報道，2020年我國頁巖氣在國產氣中的占比突破10%，成為國產天然氣產量增長的主力軍。

根據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公布的數據，2015年至2020年，我國頁巖氣產量實現了從44.7億立方米到200.4億立方米的增長，年均增速高達近90%。此外，從后續開發潛力上看，根據BP能源公布的數據我國常規天然氣儲量位列世界第13位，而頁巖氣儲量世界第一，未來頁巖氣的開發將有望延續景氣，成為未來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和投資的價值高地。

此外，今年上半年煤炭價格暴漲疊加能耗雙控加緊因素，造成全國性的電力緊缺，甚至在多地 “拉閘限電”，并催生出新一輪電價改革。在各地保供政策出臺、產能相繼釋放后，煤價雖然回落，但是仍然給我國敲響警鐘。結合美國兩次嚴重的石油危機的經驗，未來我國勢必進一步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力度。從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看，未來政策上將更大力度地推進非化石能源發展，風電、光伏發電規模將繼續擴大，海上風電、沿海核電和水電基地等清潔能源基地建設仍將是未來政府能源投資的重中之重，相關基礎設施擴張勢必帶動未來可再生能源板塊走強。

5.2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車在中國

在未來可能存在的能源危機和“碳中和”的壓力下，類似于美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現的車輛輕型化市場趨勢，近些年我國汽車市場出現動力的新能源化的趨勢。我國新能源汽車歷經十幾年發展，已經成為汽車行業的新增長源。

2021年以來，隨著加快新能源車發展政策的相繼出臺，新能源車市場繼續擴張。根據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公布的數據，今年1月至12月新能源車銷量同比均呈現大幅增長。

從國家近期公布的多個規劃文件及法律法規看，未來新能源汽車產業仍將延續高景氣。隨著今后碳達峰戰略的推進和一系列十四五規劃的落地，新能源汽車汽車及其設施的大力推廣將進一步擴寬民用市場空間。而在公用市場方面，國家《“十四五”公共機構節約能源資源工作規劃》計劃在未來“十四五”期間推廣應用新能源汽車約26.1萬輛，建設充電基礎設施約18.7萬套，并將推動公共機構帶頭使用新能源汽車。系列行政支持將推動新能源車行業產能持續擴張，市場規模將繼續擴大。

（文章來源：文濤宏觀債券研究）